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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手記|淺論姓名權與商標權沖突的法律規制

發布時間:2020-10-19 10:00 編輯:山東平和律師事務所 瀏覽量:

原創 邊毓彥  山東煙臺律師事務所-平和律師  .
 
 
現代民法當中人格權的地位日益凸顯。我國民法典將人格權法獨立成編,可謂順應時代、引領潮流之舉,這也意味著我國法律對于人格權的保護將會更加全面和更為妥善。任何權利都是一定社會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反映,現代社會商品經濟條件下,人格權地位日隆的同時,人格權商業化利用的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格權與商標權等相沖突的問題也日益引起人們關注;然而就目前情況來說,與此相關的法理研究尚嫌不足,相應的法律規范也并不完善。本文擬針對姓名權與商標權發生沖突及其法律規制的問題進行一番梳理和分析,并試圖闡述若干有價值的觀點。
首先,就姓名權的法律保護而言,其保護范圍現在已經是大大擴展了。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以及信息傳播、信息交流方式的日漸多元化、多樣化,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當中,具有個體人格標表意義的文字符號也越來越多,不但傳統意義上一直為人們所重視且受到嚴格規范的姓名,人們在網絡當中使用的網名、特定情境當中使用的綽號、演藝人士的特定藝名,乃至外國人的中文譯名等等,也都具有了標示個體人格的用途和屬性,進而受到法律的承認并成為人格權保護的對象。從已有案例和實務經驗來看,姓名權外延的多樣化,無論是在關乎個體區分和人格尊嚴的姓名權糾紛案件當中,還是在人格權商業化利用及其引發的法律沖突當中,都已經得到法律上的認可和保護。
其次就是應當承認,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權益主體僅限于某些“名人”,也就是說,法律上認可的這種權益,應當僅歸屬于那些在個人聲望、魅力或影響力方面超出常人的,持續地受到公眾或者特定人群關注的特定自然人,而不是歸屬于每一位普通人。自然人的姓名,最初當然只具有對人類個體加以區分的意義和功能,而并不具有經濟上或者商業上的可觀效用或價值。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由于社會環境和商品流通方式的變化,人們逐漸發現,可以借助名人的聲望或者“名氣”,來促進商品的銷售乃至提升品牌形象和企業的市場地位,于是,某些名人的姓名開始被以各種方式糅合于商品、服務、品牌乃至企業形象的宣傳推廣環節,并且確實起到了吸引消費者關注、增加銷售或成交機會,以及提升品牌形象乃至企業市場地位的作用,姓名權的商業化利用也就由此而一發不可收。
然而,法律上對于姓名權之商業化利用權益的認可和保護,也需要為之界定合理的范圍或邊界,而非隨心所欲、漫無邊際。即使是在某些領域已經功成名就、地位顯赫的名人,通常來說,其影響力所及的人群范圍,及其姓名權商業化利用可能產生明顯的效應或效益的商業活動范圍,也終歸是有限的,只有在其影響力所及的人群范圍當中,以及在與聲譽或者影響力存在較高關聯度的商業活動當中,姓名權的商業化利用才可能產生明顯的效益或經濟價值。因此,姓名權商業化利用之法律保護,亦應以前述考量來界定其合理范圍;自然人姓名權商業化利用之權益,亦只有在符合前述考量的一定的商業活動(比如針對特定人群/特定目標市場/特定商品品類進行的宣傳、促銷、商標注冊等活動)當中,才可以受到法律上的保護。
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一種典型的利用方式,就是將名人姓名注冊為特定的商標。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旦注冊成功,商標持有人就可以在注冊成功的地域和商品、服務品類上享有專屬的和排他性的權利,非經其授權許可或轉讓,其他經營者就不能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另一方面,將名人姓名注冊為商標的利用方式,較之其他利用方式更具長期性和確定性,能夠保證這種商業資源的持續利用及其權益的長久,并且使這種權益既受到姓名權的法律保護,同時還受到商標權的法律保護,這種雙重保護顯然比單純的姓名權保護更有力度。也正是由于這樣的利益驅使,現實當中將名人姓名搶注商標的行為屢見不鮮。
在筆者看來,他人以名人姓名“搶注”商標的行為,應屬于侵犯被“搶注”者姓名權的侵權行為;同時,以這種“搶注”手段取得的注冊商標,由于其權利來源的違法性,則應予以撤銷。有必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搶注”,并不包括他人搶在名人成名之前就已經以該姓名申請注冊商標的行為,而是專指在名人已成名(或者已經有所表現并引起了社會一定程度的注意)之后、其本人尚未申請以姓名注冊商標以及未授權他人以其姓名申請注冊商標之前,他人搶先以其姓名申請注冊商標的行為;這里所說的姓名權,則已包涵了權利人對其姓名乃至譯名、網名等人格標識加以商業化利用的權益在內。
      以名人姓名“搶注”商標之所以構成侵權,其理由就在于,這種行為違反了對特定的他人(名人)的姓名權的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前述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則是法律認可和保護姓名權當中的商業化利用權益的題中應有之義。特定自然人的姓名權當中的商業化利用權益,既然受到法律上的認可和保護,那么,其他人在商號起名、商業宣傳、申請注冊商標等商業活動當中,就應當注意同時尊重這種權益的存在;如果明知或應知擬采用的文字與特定名人姓名相重合,并且其擬采用文字之應用將可能與特定名人姓名權之商業化利用發生沖突,或者可能造成目標市場和消費者的誤認或混淆的,則應避免采用這樣的文字,以避讓他人姓名權商業化利用之權益。前述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甚至可以要求申請注冊商標者,事先須進行相關的查詢或檢索,以避免與名人姓名權發生沖突或者混淆;同時,前述義務還可以包含行為人經權利人告知或者催告之后的糾正的義務。
前述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對于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法律保護來說,即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樣的義務,對于諸如商標申請人、宣傳推廣商品的廠商或經營者乃至廣告商等商業活動參與者來說,即使由此導致了一定的負擔或者支出,也屬于這些主體作為相關商業活動參與者而應當承擔的必要的成本。法律上一旦缺少了這樣的義務或者要求,那么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權利人恐怕就只能通過“注冊在先”來謀求法律保護,也就是說,權利人需要在其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權利范圍內,在所涉及的所有行業和地域都在先注冊若干的商號,還需要在所涉及的所有商品品類以及地域/國家都在先注冊若干的商標,以此來謀求法律保護和防范他人侵權。這樣的做法,無疑將使權利人付出極.高的成本或代價,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合理的;而且,這樣的話,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法律保護也就完全退回到了傳統的商標權或者商號權(商譽)的層面,姓名權商業化利用之權益,已無單獨存在或者專門討論之必要。
在筆者看來,行為人違反前述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并因此對權利人享有該項權益或行使該項權利構成妨害的,即構成侵犯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其中,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應以客觀標準即根據行為人所處的特定人群、行業、社會地位和社會經驗,來確定其是否應當知悉處于特定領域或行業的特定名人,進而確定其應當負擔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的范圍、行業乃至商品品類;至于是否構成了對權利人的妨害,則應以“搶注”是否成功進行區分,筆者認為,凡是“搶注”成功的,皆可視為已對權利人構成妨害。(在商標注冊過程中,負責辦理商標注冊的部門當然負有審查的職責,因此,對于“搶注”商標獲得成功的,商標注冊部門自然也須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這種責任亦需專門研究,本文則不予討論。)
      在侵犯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的侵權行為而言,其所造成的后果,通常并非權利人聲譽或者人格尊嚴的貶損,而是阻礙、減少或排除了權利人通過對其姓名權的正當的商業化利用獲得經濟利益或財產利益的機會;“搶注”一旦成功,無論“搶注”者是否通過使用或轉讓該商標已經獲得了經濟利益,事實上都已經對權利人正當行使其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構成了阻礙,也就是法律意義上的妨害。如果囿于傳統意義上的“損害后果”構成要件,那么就只有等到侵權方實際使用或者轉讓“搶注”商標之后,才有可能產生所謂“損害后果”(這類案件當中經常會將侵權方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視為其對權利人造成的損害后果),權利人在此之前已受到的事實上的妨害則只能不聞不問,這無疑將使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之法律保護出現明顯的漏洞和空白。筆者認為,無論從法律邏輯的完整性和周延性來說,還是從權利保護的現實需要來說,都有必要將“搶注”成功/構成事實上的妨害作為侵犯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之構成要件,損害后果則應作為此類侵權當中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現實當中判斷某個商標注冊申請是否構成“搶注”,即行為人是否違反了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到底是名人成名在先,還是行為人申請注冊商標在先,以及名人影響力所及范圍(包括人群、行業、商品品類等),都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是名人成名在先、行為人申請注冊商標在后,那么就存在“搶注”或者侵權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是行為人申請注冊商標在先,名人成名在后,則顯然不會構成“搶注”或者侵權。那么,又該如何判斷二者孰先孰后呢?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既要看特定名人自何時開始嶄露頭角、自何時開始有了聲譽或知名度的事實,也要看申請注冊商標的特定行為人所處的行業或人群及其社會地位、商業經驗等事實,兩方面事實相結合,方能判斷出該行為人是否事先明知或應知特定名人姓名權之存在。比如某體育明星在賽場上已經有所表現或初露頭角的時候,其姓名僅在少數擁躉以及專業運動設備廠商、運動服裝廠商范圍內為人所知,此時,前述擁躉和廠商就屬于明知或者應知權利人之姓名權(及其商業化利用權)、并因此需要承擔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的主體,其他人則并不負有注意和避讓之義務。如果前述負有注意和避讓義務的人以其關聯方名義申請商標注冊,或者前述義務人串通其他人來申請商標注冊,申請成功之后再以轉讓或者許可等方式交給前述義務人持有、使用的,無疑構成共同侵權。
      申請注冊商標與他人姓名權發生沖突并構成“搶注”或者侵權的,不僅需要行為人事先負有相應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當然還需要義務人實施了違反上述義務的行為。那么,其行為怎樣才算是違反了上述義務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取決于,其申請注冊商標所覆蓋的商品品類及行業領域,與權利人受到法律保護的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合理范圍是否發生重疊。行為人以權利人姓名權覆蓋范圍內的相同文字申請注冊商標,其所欲覆蓋的商品品類或者行業領域與權利人所在行業領域重合,或者包含了與權利人個人聲譽或影響力具有較高關聯度的商品品類或行業領域的,均應視為違反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即構成“搶注”和侵權;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權利人聲譽或者影響力所及的合理范圍,既包括以權利人的個人能力、業績或魅力以及相關的人類心理和社會經驗,即可判斷出的能夠為其聲譽或影響力所輻射和影響的商品品類或行業領域,也包括權利人在此之前已涉足宣傳或推介、并已產生一定影響的商品品類或行業領域。行為人以權利人姓名權覆蓋范圍內的相同文字申請注冊商標,但其申請注冊商標所欲覆蓋的商品品類或者行業領域,并不在權利人個人聲譽或者影響力所及的合理范圍之內的,則不構成違反注意義務和避讓義務,亦不構成“搶注”或者侵權。
      以202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的“喬丹姓名權與商標權糾紛案”為例,本案中,喬丹體育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注冊并已持有“喬丹+人物圖形”商標,經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確認,該商標采用中文文字“喬丹”與躍起揮臂之人物形象的結合,所反映的人格特征已明確指向美國職業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同時,該注冊商標所覆蓋的商品品類及行業領域,與美國職業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本人聲譽或影響力所及范圍(即法律所保護的姓名權商業化利用的合理范圍)也存在高度重疊。邁克爾·喬丹其人雖然是成名于北美職業籃球聯賽(NBA)并主要效力于NBA球隊的籃球運動員,但是,其個人聲譽早已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體育愛好者、體育用品消費者和體育用品廠商所知曉;喬丹體育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注冊該“喬丹+人物圖形”商標的時間,顯然在邁克爾·喬丹成名之后,該商標申請注冊之時,中國的體育愛好者群體和體育用品消費市場顯然已處在邁克爾·喬丹個人聲譽和影響力所及范圍之內,因此,即使該商標系注冊于中國并適用于中國市場,根據邁克爾·喬丹的知名度以及該注冊商標所覆蓋的商品品類和行業領域進行判斷,喬丹體育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和使用該商標也已構成對美國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姓名權(其中的商業化利用權)的侵犯。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正是依據保護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益之法理,判決撤銷該商標。本案判決清晰表明,我國法律對于自然人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益的保護,并不存在國籍或者地域上的限制,自然人無論其國籍,只要是依法享有姓名權商業化利用之權益的,都會受到我國法律保護。
      另外,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對于系爭商標是否明確指 向邁克爾·喬丹,采取了綜合考量并側重于實質的判斷方法。系爭商標當中,中文文字“喬丹”并非美國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之全名,單憑“喬丹”二字,尚不足以確定該商標與邁克爾·喬丹之姓名權相沖突,這也是喬丹體育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來的自辯理由。針對這個爭議焦點,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是將系爭商標當中的文字與圖形結合起來進行考量判斷,首先認定其中的躍起揮臂的人物圖形,與長期以來被包括廣大中國球迷在內的世界籃球運動愛好者所默認或公認的“飛人”形象非常相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定采用了中文文字“喬丹”以及該圖形的系爭商標,直接指向美國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做法,對于此后同類案件也頗具借鑒意義。
“搶注”商標行為侵犯他人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的法律責任,除了商標被撤銷之外,有時還可能會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按照目前侵權法理論及實務做法,作為侵權方的“搶注”者使用或者轉讓“搶注”商標的,就意味著對權利人造成“損害”;此類案件當中,經常會將侵權方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視為權利人一方所蒙受的“損害后果”,并以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將侵權方的獲利歸之于受害人/權利人作為補償。然而,這里也存在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就是具體個案當中應如何界定或者區分侵權所獲經濟利益的問題。侵犯他人姓名權商業化利用權的行為人/損害賠償責任人,往往是本身從事著一定的生產活動或經營活動的企業/經營主體,如果將其經營所得或者利潤之全部都定性為侵權所獲經濟利益,有時明顯過于偏頗;怎樣具體考量和判斷其中哪些部分或者多大比例來自于侵權,則是實務當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另外,這類侵權案件當中,對于主觀上明顯具有侵權之故意或惡意者,也不妨考慮懲罰性賠償之適用。
 
 
 
邊毓彥   ·   合伙人
專業領域    土地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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